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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为脱贫攻坚“留影” 一个记者在苗寨的蹲点笔记
http://fx.nen.com.cn  2020-11-06 09:51   东北新闻网  分享 分享到搜狐微博 分享到网易微博

  在祖国的西南,云贵高原苗岭山地向东延伸着,形成连片的石漠化片区,土地资源匮乏,自然环境恶劣。在桂黔交界的大山深处,有一座古朴而又美丽的苗寨,那就是我要讲述的乌英

  在苗语中,“乌”意为美丽、漂亮,还有河水、山泉水的意思;“英”意为新娘子、新媳妇。乌英就是“美丽的新娘”

  我在那里,用“解剖麻雀”式的“标本记录”苗寨正在发生的一切。仅2018年一年多的记录,“苗山脱贫影像志”已生根发芽,30多组500多张照片,如一条条枝干一片片叶子。“苗山脱贫影像志”的乌英苗寨不仅仅只是乌英,而是大苗山的乌英们。用“‘1+N’个苗寨=整个县城”的报道模式。“1”是突破口,首先选择了最偏远、最具代表性的贫困村寨乌英苗寨作为主拍摄地,在取得整组报道成功的基础后,再将报道范围扩大到“N”(多个)苗寨,扩展报道的深度和广度。剖析“1+N”个村寨,就等于剖析了一个县的脱贫攻坚历程,同时也管窥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伟大时代

  ▲黄孝邦在拍摄村民野外准备午餐。覃天阳摄

  乌英,我来了

  2017年11月5日,我第一次前往乌英。在手机地图上,你甚至找不到“乌英”的所在,只能搜索到“柳州市—融水苗族自治县—杆洞乡—党鸠村”。从南宁出发,汽车在G72泉南高速一路向北奔驰,4个小时后到达了融水县城。歇息一晚后,第二天一大早我便赶往杆洞乡。那时,县城到杆洞乡的公路,有一半正在修路,经常堵车。另外半程经过一个雨季的雨水冲刷后,很多路段坑坑洼洼。汽车有时沿着山路不断爬升,似乎要入了云端;有时又不断下坠,在谷底盘桓。沿路可见那连绵的山脉,葱翠茂密的树林,还有一个个散落的村寨,如一个个孤岛深藏在大山深处。140公里的路程,我驾车一路颠簸6个多小时,来到杆洞。11月7日一早,我又从杆洞乡出发,驾车25分钟,终于来到了我要拍摄的乌英苗寨,距离乡政府所在地13公里。

  群山环抱,苍翠护卫,两条小溪从大山潺潺而下,汇合于寨子中央,又缓缓流出田地,再跌下山谷坠入雍里河。据当地人介绍,大的那条叫乌噶,从贵州而来;小的那条叫乌英,从广西而来。两条溪流交汇于此,如同这里的居民,有的户籍属于贵州,有的户籍属于广西,却又百户同心。

  桂黔交界,一直是苗、瑶、壮、侗等少数民族聚集的山区。乌英苗寨是这里最偏远的寨子之一,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,世居人民都是苗族。清朝后期,为避战乱和匪患,先后有吴、梁、潘、卜、韦五姓先祖陆续迁入大山深处这个隐秘的皱褶里,开山拓土,繁衍生息。其中吴、梁、卜三姓从广西融水县党鸠村迁入,各种税赋由广西征收;而潘、韦两姓则分别由贵州荔波县和乌英对面20里外的南岑村而来,自然向贵州纳税,因而从100多年前开始,这个小小苗寨的居民户籍注定分属两个省(区),直到今天也是如此。如今,乌英苗寨143户居民中,102户属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党鸠村,41户属贵州省从江县翠里瑶族壮族乡南岑村。乌英苗寨最大的特点在于“一寨两省区,五姓为一家”,这里是中华大家庭民族融合的结晶,民族团结进步的典范。户籍虽分属两省(区),但在乌英人心里,却全无桂黔之分,所有田产、房屋全是“插花”型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。乌英从未发生失窃现象,大有“夜不闭户,道不拾遗”之景。即便是到了乡里,沿街商贩晚上收摊,也只是把货物简单收拾,盖上布膜,留在大街摊位上,无须搬回屋内。邻里之间偶有纠纷,去芦笙堂的古枫下请长者当面说清楚就好了。

  坐落在“一寨两省(区)”的山区腹地,使得乌英至今还保留着原始的风貌和贫困的烙印。因为交通的制约,杆洞乡的整体发展也是相对缓慢。而乌英苗寨的发展相对乡政府周边的几个村寨,经济发展落后5公里外的寨子至少10年。截至2016年,乌英苗寨的140多户家庭中,有92户是贫困户。

  接下来的半个月,我慢慢了解熟悉乌英:

  寨子的环境比较脏乱差,群众生活依旧很贫困,贫困发生率超过60%;

  受“狗不耕田,女不读书”传统观念及经济落后等因素影响,中年妇女们小时候都没有上过学,几乎不会讲普通话和桂柳话,很多人县城都没有到过;

  乌英山多地少,群众赖以为生的是人均仅有的两三分梯田;

  黔桂两省区联合党支部和跨省区教学点的运行模式很特殊,两省区共管的模式也特别;

  人们对芦笙文化的热爱超乎想象;

  长期封闭和滞后发展导致乌英人在与外界的交流中,似乎缺乏一点点自信;

  这两年,合作社种过百香果,种过红薯,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效益。

  ……

  乌英这些基础设施、文化、地理环境、生活方式、民俗、产业、党建等方面的特点,成为我们日后研究它如何实现脱贫进而开展乡村振兴工作的基础。

  那段时间,我在苗寨里积累了一些素材,也慢慢喜欢这里,决定将这里作为融水脱贫攻坚摄影报道的蹲点基地,“苗山脱贫影像志”这棵树就这样在大苗山开始种下了。每一项内容、每一个选题就是“苗山脱贫影像志”的一条枝干,每一张照片、每一个文字就是一片叶子,每一次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的瞬间,就是流淌在枝叶里的滋滋养分。

  苗家欢乐多

  苗族人是多才多艺的,所以苗寨里的节日较多,农历十二月初一至次年二月初一属过年期。首先是苗年,年轻人吹芦笙走村串寨交朋友、打同年,活动一直延续到春节,接着过春节。每年农历腊月初六,四面八方的山民们便汇聚古枫下的芦笙堂,共吹一堂芦笙,笙歌载舞,通宵达旦,共庆新年。芦笙堂边挺立着四棵百年古枫,它们同根连体,枝繁叶茂,成为乌英一寨两省(区)团结和睦的象征。古枫被人们如金字塔般保护起来,既是祭祀先祖神灵的圣地,又是安放封存芦笙和村民协商议事、休闲纳凉之所。

  二月中旬,择日过春社。节日当天,村民集结队伍,吹芦笙绕着村子走半圈,预示春耕即将来临,此节过后,吹奏芦笙和苗笛等娱乐活动已到禁止期,大家须共同遵守禁令。传说,很多年前,苗族先神看到大家沉迷于娱乐,不思农耕,便制定下这一规矩,让大家行乐有节,依时农耕。

  在众多的中国民间传统节日中,苗族的新禾节也许是唯一没有确定日期的节日,大概约在农历小暑到大暑之间,以早稻成熟为标志。在苗寨里,由于各村的水土、气候等自然环境条件不尽一致,因此,早稻的成熟时间也会不一样,往往会相差一天或几天,因此,每个苗寨的新禾节也会有先有后,不尽相同,但苗族人民对于庆祝新禾节的情感是一致的,都是表达人们对丰收的庆祝和喜悦,隆重程度仅次于春节的传统节日。新禾节共7天,第一天清早,各家各户到田间取3根谷穗,打开胎包壳包上米,叫“包粽子”,“粽子”包好后又放回田里去,插上草标,再回家过节。封存半年的芦笙,在这一天终于可以取出来了。

  乌英芦笙号称苗族文化的活化石。乌英芦笙调多曲长,悠扬婉转,自成一格,每一曲似乎诉说一个深情动人的苗族故事。毫不夸张地说,没有不会吹芦笙的乌英人。他们吹芦笙可以从早吹到晚都不觉累,且吹奏节奏齐整,芦笙甩摆姿势整齐大方,属当地最具水平的芦笙团队之一。此外,苗歌也特别动听,尤以即兴编唱最为流行,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张口成歌。

  手的震撼

  2017年11月,地处高寒山区的苗寨已入寒冬。

  我在大雨中拍摄,相机、衣服被水淋湿,刺骨的寒风吹着双手。一位老人突然出现在我的身后,她用手轻拍我的肩膀,热情地招呼我到屋里烤火。

  在苗寨,火塘是非常重要的。火塘一般位于二楼正中,用宽厚老杉木板镶制成一个长宽约1.5米,深约0.6米的正方形木槽,槽内用粘性强的黄泥巴填满舂紧,中央安放有三脚铁架,用于架锅煮食。不仅如此,火塘更是取暖、聚会、聊家常的地方,年轻人走妹行歌、谈情说爱、举行婚礼仪式的场所。

  我随老人进入木楼,一群老人正围坐在火塘边,一边聊天一边喝米酒。坐定下来,一位老人突然抓住我的手,又是摸又是焐。老人用苗语似乎在说:“年轻人,外面好冷,你看你的手好冰……”在感受到老人突如其来的粗糙的大手时,我环顾火塘,昏暗的木屋里,十几双饱经风霜的手在红色的火光映照下散发着“灵光”。我被震撼了,心里顿时升腾起一个感受:“这些手不就是脱贫攻坚的最关键的力量吗?”于是,我决定把这些手放在产业脱贫的大背景下进行拍摄,通过手的肖像展现苗族群众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。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,我拍摄了100多双手。这些手有的握着木工刨刀,有的在搬运水泥,有的在栽种果苗,有的在建房时割掉了两个手指……一双手,就是一部人生奋斗史。对准每一双手,每一次按下快门,都是我对每一种人生表达的敬意。

  田间地头的午餐

  由于地处云贵高原东南部与广西盆地的过渡地带,石漠化问题严重,融水总面积4638平方公里,山地就占到了85%,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恶劣的自然条件导致农村交通基础设施严重落后。而乌英是其中更偏远、落后的地方。据村干部说,水泥路1978年就通到了乡里,却迟迟到不了乌英。山上有木材,可销售也是个难事。他们还要扛着木头,翻过一座山,蹚过一条河,走4个小时的路到乡里去销售。运输成本太高了,比如一根木头50块钱,运出去的人工成本却要半头猪。

  山多地少,乌英人赖以为生的是人均仅有的两三分梯田。他们主要的生计是种地,但产量少,不够吃。混着红薯、木薯的杂粮粥,是苗家人最常见的饮食。他们的田地零零散散地分散于山间,有时候就是那么一小块梯田,乌英人无不视若珍宝。交通的不便,去田地干个活,来回两三个小时是常有的事。为了节省时间,他们常常带上易于保存的糯米饭、酸鱼等食物,煮一把山上的野菜,烧几条稻田里的禾花鱼,锯竹筒成碗,修树枝作筷,铺树叶为桌,午餐问题就这样在山间地头解决,千百年来形成了苗家独特的饮食文化。有时,我在摄影的路上碰到他们,他们会热情地邀请我共进午餐。天地为席,山间地头的午餐自有趣味。

  近年来,一些人正在通过发展教育、外出务工、发展产业来实现脱贫致富。与此同时,乌英人依旧日出而作,日落而归,精耕细作着深爱的每一寸土地,延续着祖祖辈辈的传统农耕生活。

  牧童班的娘子军

  在田间地头,在村口寨里,我时常见到乌英娘子军劳作的身影。青年男子外出务工去了,留守在家的乌英妇女们便顶了半边天,甚至更多。上山下田,抬石头,扛木材,修河堤,她们吃苦耐劳,不输男子;做亮布,酿酒,洗衣做饭,照顾老人孩子,她们温柔体贴,用爱温暖着家。

  我和她们之间的交流,就是我会的十几个日常苗语。虽然我一直在努力学习苗语,但是要和乌英苗寨的妇女们能顺畅交流,还需时日。我也一直提倡并在不断去推动她们学习讲普通话,实际效果很不理想,如我去学习讲苗语一样。

  在乌英脱贫的路上,女性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,而首先要做的就是让她们识字,学好普通话。受经济条件、地域环境、传统婚姻习俗等诸多因素影响,20世纪80年代,全县女童入学率只有20%左右。在更早的年代,苗族女童上学读书的机会更少。因此,在乌英苗寨,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妇女,几乎都没有接受过教育,那时候,只有男孩子才可以读书,女孩子要带弟弟妹妹、放牛放羊、种田砍柴等等。如今,她们大多不识字不会讲普通话。日常生活中,她们大多叫“xx迷”,迷,苗语就是“阿妈”的意思,前面xx就是她们小孩的名字。

  今年48岁的韦妹丽是亮布技艺的传承人。她跟我说:2016年,县里组织一批传承人到柳州市开展交流活动。从未出过远门的她接到电话通知后,一直不敢去。因为看不懂文字,也不会讲普通话,不知道如何去坐班车到县城,又如何坐车到柳州市。在柳州读书的女儿卜银花多次动员后,并说好全程陪同,韦妹丽才答应。“我就是个盲人”,韦妹丽说她第一次看到高楼林立和车来车往,很恐惧。

  67岁的梁英迷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村里面的妇女主任。她第一次到县城,是随队到县城学习。上课的时候,学员要按桌面上的名字来坐,因为看不懂名字,梁英迷随便找个位子坐下。后来,工作人员点名时才发现她坐错了座位。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时,梁英迷看着桌牌,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名字是这样写的。“这就是我的名字啊!”之前的尴尬瞬间被好奇和幸福取代。

  梁英迷的女儿,44岁的梁足英说,小时候,她的小姐妹们个个都是牧童。她做梦都想读书,经常背着妹妹到教室外面偷偷听课。她的读书梦做了三十多年。

  见到陌生人来到寨子里,她们不敢说话,远远地躲开了。有时候,我在寨子里碰到她们,会有意用普通话跟她们打招呼——“你好”“你去哪里”“吃饭了吗”。感觉这样还不够,和驻村指导员一合计,我们决定办一个普通话学习班,想在晚上或者农闲时候把她们集中起来学习。刚开始,学习班进行得并不顺利。大家并不愿意来,家里的农活确实挺多的。妇女主任何玉清自己带头参加,还挨家挨户地上门动员。驻村指导员还想了办法,给按时上课的妇女发一些小奖品,洗发水、洗洁精、香皂之类。渐渐地,她们爱上了这个学习班,学得最多的一句就是:劳动最光荣,学习最快乐,欢迎你来乌英。

  我希望有一天,她们会明白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意义,就像梁英迷第一次看到自己名字时的那种震撼。

  “有车的感觉真好”

  刚来乌英那会儿,我还住在乡里。后来在乌英待久了,有时候很晚才得回去,梁安合、梁英咪夫妇便给我收拾了一家房子。拍摄期间,我索性住到了他们家里。大家都叫梁安合——老党(老党员的意思)。他是寨子里少有的文化人,当过党鸠村的副主任,当过小学老师,是村子里德高望重的老人。他的儿子梁秀前在村子里也是经济能人。

  2019年4月18日,老党把原来零零散散记在墙上的已经模糊不清的购车记录,又工工整整地在墙上抄了一遍。从摩托车到面包车,从货车到小轿车,不断升级的车型,折射了这个家庭生活的变迁。“有车的感觉真好。”10年前,梁秀前从广州将第一辆摩托车骑回寨子时,在家里木板墙上写下的这句话又重新写了一遍。一天,梁秀前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起了他的“购车编年史”:

  听我父亲说,他第一次见到车还是在画本上,直到公社里开回了一辆拖拉机,大家才知道,这是车了。我小时候,父亲带我去乡里,我第一次见到车,就爱上了这个“大家伙”。回家后,父亲用木头造了一辆,很快成了最受苗寨小朋友欢迎的玩具。这辆木车还有方向盘控制方向,小朋友都抢着骑。

  小孩子骑着木头车的快乐,无法填补生活的窘迫。1994年,我到乡里中学读书。每年183元的学费,成了家里无法承受的负担。第一年东拼西凑,到第二年,没钱了。

  最终,我无奈地选择了辍学。1995年,作为乌英苗寨当年唯一的初中生搭上了前往柳城县的班车,成了寨子里为数不多外出打工的青年。

  我的第一份工作在柳城县的红砖厂开机器,做得好的话,每月有180元的工钱。一个月就赚够一年学费,我也想过回去读书,但是我每月大部分的工钱要寄回家买米,读书也就成为一个渐渐远去的梦。

  打工第二年,厂里的老板买了辆摩托车,全厂加菜庆祝。他对我讲,如果我每个月能存钱下来,我一定也能买摩托车。此后多年,我辗转多地务工,每个月都只留极少的生活费,其余的都寄回家补贴家人的生活,买车依旧是遥不可及的梦。

  希望在2006年开始出现,父亲来信说,家里种了杂交水稻,米够吃了,不用再寄钱来了。政府推广的杂交水稻让大家终于能吃饱饭,还有了余粮。外出打工10余年的我,这时候才感觉自己真正走出了大山,从黄土地的束缚里挣脱。

  好消息接二连三。2008年,父亲又来信说,家里通了公路,还有一公里就到寨门口。我记起3年前和朋友许下的诺言,哪一天家里通了路,就回家,我又记起自己一直以来的梦想,买车。

  2008年底,我骑着新买的摩托车,载着妻女出现在乌英苗寨,全寨都沸腾了,这是寨子的第一辆车!当鞭炮响起,站在门口的母亲留下了泪水。

  回到大山,我开了寨子里第一个小卖部,经常开着摩托车外出谈业务。回到寨子的第二年,我又花费18500元购置了一辆二手面包车,并开了寨子里第一家木材加工厂。第三年,我又购置了一辆更大的二手车来拉货。

  2012年,我的第四辆车进了门,也是一辆二手车。“我们的明天会更好。”父亲在家里木墙上写下这句话……

  2018年,梁秀前又花了7万元购置了一辆小汽车,这是他购买的第6辆车。

  有树初长成

  进入2019年,也就是我来到乌英的第三年。报道之树正在慢慢成长时,我开始把部分精力放在脱贫攻坚这棵树上。

  长年的驻村扎根记录,我和乌英的干部群众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,并成为他们值得信赖的朋友,不知不觉间,我已成苗寨的一员。

  3月份,大伙商议在寨子里种树美化环境。计划中的第一种树是山苍子树。这是一种在苗山里很常见的野树,漫山遍野都是。苗族群众日常用树枝来烤鱼,用花籽来做盐碟,特别清香。总之在他们看来,是一种野树,没有什么大的价值。因为它们长在野外,连观赏价值都被忽视了。实际上,山苍子浑身都是宝,可以做油、药材、调料。花期很长,两三个月,非常漂亮。野树的树苗是不要钱的,也就是说,种这个树,不需要投入很多的成本。我们没有花一分钱,就把寨子美化了。

  3月14日,大家决定好了以后,乌英苗寨联合党支部书记就开始广播,说的都是苗语,他翻译给我:明天,大家上山劳动,每家每户顺便挖两三棵山苍子树苗回来,在房前屋后种。

  第二天一早,广播又一次响起,我听到广播里有“黄记者”三个字。村民告诉我,支书在广播里说是我叫大家种的。而且广播里没有说任何理由,就是说是“黄记者”叫大家种的。虽然我在乌英有一定的群众基础,但是,说是我发动群众种树,显然是不太合适的。

  有人看出我的担忧,对我说,没事,植树造林不花钱,顺手种,不影响劳作,就当是义务劳动。

  就这样,两天时间,群众都按照广播上的倡议去做,140户,每家每户种了两三棵。67岁的老党员一个人种了50棵,还有核心团队的积极分子在村里的公共场所种了100多棵。这样算下来,整个寨子种了四五百棵。但这个时候,很多人并不太清楚为什么要去种这个野树,甚至还有人把我们种在公共场所的树苗砍断拔掉。联合党支部的支书说,他会去做群众的思想工作,可是一到广播就只有黄记者了。

  几百棵树种完了,大家一看,这不行啊,并没有达到规模的效果。大伙一合计,要再次发动。于是又去广播,又是黄记者。每次听到这个广播,我都有一点慌。

  就这样,一直种一直种,我也是一边采访,一边帮忙种树。没有车子拉树苗,我开车去拉。这个地方种哪棵?大苗还是小苗?这棵树种哪里,问黄记者。我不会种树,种哪里,其实我也不知道,村民太缺一个主心骨了。我不在乌英的时候,没有人去种。

  我就这样深入参与这个事情,慢慢地变成了每一棵树都是我的心血。那段时间,村民见面打招呼都是:你种了几棵?

  寨子里能种的地方都种满了,进苗寨3公里长的公路,每隔不到两米,两边都种一棵。就这样一直种到4月底,竟然种了5000多棵树。也不是每天都种,因为到4月份,其实已经过了种树的季节,我们每天就研究天气预报,后面几天有雨的话就种。

  当年的雨季以及后来的长时间干旱,这批树的存活率仅有30%左右。即使是这样,我觉得已经很好了。这件事,让乌英的村民团结一心,干成了一件事,达成了共识,至少不会再有人砍我们种的树了。种树要有所效果,必须是一件长期坚持的工作,每年都要坚持种。我深刻体会了发展产业之难、群众工作之难,脱贫攻坚工作,一定要按规律来办。

  今年春天,我们又种了3000多棵李树。如果说,野树可以任其自由生长,那么李树种植之后的施肥、剪枝、除草、杀虫、浇水,每一个阶段的管护都非常重要,需要一个有凝聚力的团队才能管好。这个团队就是接下来的“双语双向培训班”——牧童班的娘子军。(记者黄孝邦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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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新华网)
[责任编辑:李嘉欣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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